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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广林,笔名:李剑,,现任山东诗词学会副会长兼《历山诗刊》主编,全球汉诗学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理事,山东作家协会会员,聊城大学硕士生导师。主编出版《劳动保障志》、《新编劳动保障法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务大全》和《山东劳动保障年鉴》(共10部),参与编写《劳动管理教程》、《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》、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》和《重构与创新》等书。主持完成部、省重大课题若干。已出版《秋实》、《吟草》、《落英》、《晚晴》四部诗集。多次在全国诗词大赛中获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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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  

2014-07-18 10:15:5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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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 - 一帘竹影 - 一帘竹影
 

辜鸿铭

倍笑清廷倒,仍将辫子留。

奇谈常得意,逆动不知羞。

学问堪称大,行为谁与俦。

如无蔡民友,安可显风流。

注: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-1928年4月30日),字鸿铭,号立诚。祖籍福建省同安县,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。学博中西,号称“清末怪杰”,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、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。他翻译了中国“四书”中的三部——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,创获甚巨;并著有《中国的牛津运动》(原名《清流传》)和《中国人的精神》(原名《春秋大义》)等英文书,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,产生了重大的影响,在西方形成了“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,不可不看辜鸿铭”的说法。蔡元培,字民友。 

附: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辜鸿铭轶事 

    本世纪初,辜鸿铭先生*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。某次酒会上,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。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,她一时找不到话题。在上汤时,终于忍不住,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,一字一字地问道:“likke soupee?”(喜欢这汤吗?)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。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,便不再答理他了。酒过三巡,辜鸿铭起立致词,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,全座为之赞叹不已。辜鸿铭坐下来,也学那女士的腔调,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:“likke speechee?”(喜欢我的演讲吗?)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一) 

十岁那年,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.他按照父亲的交代,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,留着长长的辫子,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(当时是清末).有一天,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,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,侮辱辜鸿铭.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,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.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,说:"看,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,还看什么报纸?".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,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,然后说:"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,太简单,我要是不倒着看,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!"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,赶紧灰溜溜地跑掉.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二) 

辜鸿铭他生在南洋(马来西亚的槟城),学在西洋(留学英法),娶妻东洋(有一个日本老婆,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),仕在北洋(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,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),一生精通13种语言,是一个怪杰,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(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时候还留着)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三) 

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,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.他说男人是茶壶,女人是茶杯,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,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. 
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,最后辜鸿铭问她:"亲爱的女士,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?""有四个.""用一个打气筒灌气,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?""当然是用一个.""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!"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四) 

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,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,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,大家对辜很尊重,推他坐首席.宴会上,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:“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?”,辜鸿铭立即说道:“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,这就是行孔子之教.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,大家抢坐首席,以优胜劣败为主,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,这就是孔学的好处!”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五) 

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,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,满腹经纶)前来祝寿,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,沈曾植却一言不答,辜鸿铭甚感奇怪,问他为何不发一言?沈曾植说:“你讲的话我都懂;你要听懂我讲的话,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!”两年后,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,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,沈曾植问辜鸿铭:“搬书作什么?”辜鸿铭说:“请教沈公,哪一部书你能背,我不能背?哪一部书你懂,我不懂?”沈曾植大笑说:“今后,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!” 
补充:
 辜鸿铭曾经说过,他一生只有两个嗜好:一是忠君,二是风流。的确,综观辜的一生,不管是言论方面,还是在行动方面,中国固有的名士风流和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作家的生活方式,都在他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,有时甚至是交相为用。

    痴迷“三寸金莲”。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,经媒婆介绍,与湖南女子淑姑结婚。淑姑不但人长得漂亮,而且还有一双“三寸金莲”,新婚之夜,辜抚摸着那一双金莲,着实神魂颠倒了一番。

    辜鸿铭对女人的小脚,特别嗜好,尤其喜欢嗅小脚的臭味,每嗅一次,就文思泉涌,勃然以兴。所以他常说小脚是他的“兴奋剂”,而且他还有一套奇特的“小脚理论”—即“七字妙语”,在当时文人圈子里流传甚广。辜说:“小脚女士,神秘美妙,讲究的是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。妇人肉香,脚唯一也。前代缠足,实非虚政。”此外,奇臭更是他的偏爱,也是小脚美的最佳境界。他说:“女人之美,美在小足;小足之美,美在其臭。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,这种风味才可勉强和臭小脚比拟。”他这种巧辩实在是荒谬之极,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小足是如何喜爱了。

    不久,辜鸿铭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蓉子为如夫人。蓉子又名吉田贞子,生得丰肌滑肤,柔若无骨,温柔体贴,妩媚动人。辜对这位如夫人爱如拱璧,视如“安眠药”。因为没有她,便寝不安席;一夜不在身边,便辗转不能入睡,通宵失眠。可是美中不足的是,这位蓉子不是小脚。为了弥补这一缺憾,辜常常在睡觉之前,先去把太太淑姑的脚玩弄一番,嗅吻一番,然后再到蓉子的床上。

    有一次,辜鸿铭去看望一个姓高的学生,应声开门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头,生得小巧玲珑,清秀可爱,可是五六天没有洗脚了,他嗅到此种“异香”,大为所动,便在姓高的学生面前,极力称赞这小丫头如何如何地美好,一连几天都是赞不绝口。

    学生见老师如此喜欢小丫头,莫非他想讨去做姨太太不成?就慨然答应将小丫头送给他,辜氏欣然接受。并主动提出把小丫头的身价还给学生,不让他吃亏。

    小丫头临行之前,高向她说:“你到辜先生家,可以享福了,将来前途一定无量,你要好自为之。”并叮咛她头发要梳洗梳洗,衣服要换件新的,两只脚也一定要洗干净。“这样才可使辜先生更喜欢你哩。”

    等到一切打扮整齐,然后陪她到辜先生家里去。辜一见小丫头到来,喜不自胜,一句话也没说,就先把小丫头拉到卧房,请她把脚伸给他,他双手拿起她的小脚,恭恭敬敬地捧到鼻子上一嗅,半天却没有反应。这下可糟了,那股往日之“香”竟然完全消失。辜老先生不禁大失所望,顿时兴趣索然,便叫先生把小丫头带回去。小丫头经此折腾,感到自己受到莫大的委屈,认为辜先生在羞辱她,大哭一场。学生也被弄得莫名其妙,到后来才知道错在洗了脚。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补充:


在民国时期,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。林语堂这样评价他:“英文文字超越出众,二百年来,未见其右。造词、用字,皆属上乘。总而言之,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,始有其异人之文采。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,人中铮铮之怪杰。”(林语堂《辜鸿铭集译〈论语译英文〉序》)
民国早年,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,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,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。一度,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。一九二一年,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,想一睹尊容,请他讲解《春秋大义》。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,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。去问怎么回事,同胞说,他写了一张条子,让辜氏前来拜见,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。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,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,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,求赐一见,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。

还有一个故事,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。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,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:“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,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!”在当时西方人眼中,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!有意思的是,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,特地写了一篇文章,在文章中,他真诚感慨道:“约翰斯真不我欺。”(芥川龙之介《辜鸿铭先生》)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,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。

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?

辜鸿铭(1857-1928),原籍福建同安,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。名汤生(TOMSON),又号立诚,别署汉滨读易者、读易老人。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。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,父辜紫云,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,母为欧洲人。因从小聪明伶俐,被布朗收为养子。一八六九年,十三岁时,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,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,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,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。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,广泛涉猎西方文学、哲学等,精通英、德、法、拉丁、希腊等多种语言,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。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一八八○年,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,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。一八八二年,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,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。自称“三日倾谈”“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”。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。“……读五经诸子,日夜不释手。数年,遂遍涉群籍,爽然曰:道固在是,不待旁求也。”(罗振玉《外务部左丞辜君传》)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,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,“谓欧美主强权,鹜外者也;中国主礼教,修内者也。言一时强盛,似优于中国,而图长治久安,则中国之道盛矣、美矣!文襄闻而大异之,延入幕府,不烦以常职,有要事就询焉。”(罗振玉《外务部左丞辜君传》)

一八八五年,辜氏入张之洞幕府,担任幕僚,先后近二十年,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,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。

一九○七年,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,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,后升至左丞。一九一○年,辞去外务部职务,南下上海,任南洋公学教务长(一说校长)。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,一种说法是,张之洞死后,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,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,更大胆声称:“人谓袁世凯为豪杰,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。”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,难逃厄运,劝他南下,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。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,辛亥革命后,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(一说是被赶走)。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,蔡元培是这样说的:武昌起义后,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,交通堵塞,“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,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,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,谓‘望平街交阻滞,何以不取缔?’南洋公学学生阅之,认辜有反革命意,乃于辜来校时,包围而诘责之。辜说:‘言论本可自由,汝等不佩服我,我辞职。’学生鼓掌而散,辜亦遂不复到校。”(蔡元培《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》)

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,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。

一九一五年四月,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,讲授英国文学。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。一九一六年,《春秋大义》德译本出版,在德国掀起一股“辜鸿铭热”,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《辜鸿铭论》中称他为“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”,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,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。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“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,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”。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,真正是炙手可热,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时人这样评价他:“在我的记忆中,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,他的‘才’可能有人能相伦比;至于他的‘怪’,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。”(周君亮《追忆怪才辜鸿铭》)

辜鸿铭出名,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,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,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。谈到这位学界怪杰,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:“北大顶古怪的人物,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。……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,头上一撮黄头毛,却编了一条小辫子,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,上戴瓜皮小帽……”非常可笑的是,就连他的包车车夫,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,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,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。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:“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,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,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,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,颇是一景。”

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:“先生性虽和蔼,但一触其怒,则勃然大发,无论何人,不能遏止,必骂个痛快,才能平息。先生喜叉麻雀,但不高明,每战必北。日居谈喜诙谐,叨叨不绝,信难捧腹。衣冠极奇特,常穿蓝布长衫,戴红顶瓜皮小帽,留长辫一条。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,行必坐轿,衣龙补长袍,足厚底朝鞋,头戴花翎顶,其辫亸亸,提水烟袋而登讲坛。”(王森然《辜鸿铭先生评传》)几个人的回忆,大同小异,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。

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,最有发言权的,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。“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,而又以怪诞见称的,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。……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,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。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,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,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。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‘英国诗’这门课程。……到了教室之后,他首先对学生宣告:‘我有三章约法,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,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:第一章,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,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;第二章,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;第三章,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,你们都要背,背不出不能坐下。’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,第三却有点困难,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,也就不敢提出异议。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

辜氏英文很好,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,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,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,板书也常常出错,“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,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,却不自然。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,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。”(罗家伦)

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,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,上课时也经常跑题,信马由缰。周作人回忆说:“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,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,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。”(周作人《北大感旧录·辜鸿铭》)

不仅如此,辜氏许多做法,也迥异于常人。五四时候,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,大骂学生运动,说学生是暴徒,是野蛮。有一天,罗家伦看报以后,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,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,辜一时脸色铁青,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:“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,我还怕你?”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,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。

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,目中无人,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,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。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,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,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。五四运动后,由于政治上的原因,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,大家都竭力挽留,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,讲话时突然来一句:“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,所以非得挽留不可。”他的用意很明白,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,若是换了别人,早挨了众人一顿批,但因为他是辜鸿铭,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,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,反倒哄笑起来。

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,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,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,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。

“辛亥年清廷逊位后,有一批遗臣,组织一集体名曰‘宗社党’,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。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,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,遗老们都奉诏,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。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,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,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,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,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,半黄半黑,结成发辫,其细如指,都在后脑勺上,弯弯曲曲,十分怪异。他却毫不以为怪,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,遗老们遵命剪发后,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,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。”(周君亮《追忆怪才辜鸿铭》)

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,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,“无疑义的,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,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,所以搞到恃才傲物。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,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,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。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,更不免愤世嫉俗。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,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,表示与众不同。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:‘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,一个是蔡元培先生,一个是我,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,到现在还是革命。我呢?自从跟张文襄(之洞)做了前清的官以后,到现在还保皇。’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

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:“他辫子的炫耀,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。他为人刚愎,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,众人所承认者,他则否认;众人所欢喜者,他则不欢喜;众人所承认者,他则藐视。与众不同,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;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,所以他便留辫子,倘若人人都留辫子,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,一定是辜鸿铭。”((温源宁《辜鸿铭》)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。

对此,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。“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。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——乃忠于中国之政教,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。”(林语堂《辜鸿铭》)

辜鸿铭虽行事怪诞,却有自己的原则。袁世凯时代,“安福部当权时,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,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,凡国立大学教授,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,都有选举权。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,都有人来兜买。”(胡适《记辜鸿铭》)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,辜说,别人票二百元一张,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。对方还价三百,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,以四百元成交。选举前一天,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,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。“等他走了,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,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——你们都知道,她的名字叫一枝花——的身上了。两天工夫,钱花光了,我才回北京来。”(胡适《记辜鸿铭》)后来,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,辜拿起棍子,大骂道:“你瞎了眼睛,敢拿钱来买我!你也配讲信义,你给我滚出去!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!”(胡适《记辜鸿铭》)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,可信度非常高,记在胡适的文章中,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。

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,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。“先生任气忤物,往往开罪于人。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:‘天子万年,百姓花钱;万寿无疆,百姓遭殃。’”(王森然《辜鸿铭先生评传》)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。

所以有人说:“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,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,不论好坏,他一定要批评,宁可做社会的公敌,良心觉得不对的,就是骂,痛骂;他骂得也痛快!他不肯降服社会,人云亦云。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,不肯做一个伪君子;要同社会对抗!”(震瀛《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》)连《清史稿》中《辜鸿铭传》亦说他:“汤生好辩,善骂世;国变后,悲愤尤甚。”(陈彰《一代奇才辜鸿铭》)

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。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,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,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,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。在北大时期,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,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。他“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,宽袍大袖,昂然坐在沙发内,谁也不理睬。他对于外国教授,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,分外不客气”。(周君亮《追忆怪才辜鸿铭》)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,十分好奇,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。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,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,对方马上接不下去,辜得意地说:“你教西洋文学,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?”洋教授大窘,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。

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:“鸿铭好出人意外,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。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,前座有一外人,鸿铭出其不意,拿他手里的烟斗,向前面秃发一敲。外人不知所以,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,外人忙乖乖地听命。”(林语堂《辜鸿铭集译〈论语译英文〉序》)

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,毫无媚洋心态,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,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。“一次,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,用英文讲演‘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’(他自译为《春秋大义》),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,他却卖票,并且卖得很贵。当时听梅兰芳的戏,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,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,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。”(张起钧《文坛怪杰辜鸿铭》)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,在北京大学时,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,远远地站着,而他走近了,看见英国人,用英文骂英国不行,看到德国人,用德文骂德国不好,看到法国人,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,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。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,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,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。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,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,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。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

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,他也毫不客气。有一次,辜氏在上海乘电车,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,见他这样土相,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,辜听了十分恼火,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,两少年大吃一惊。洋少年改用法文,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。两人无地自容,狼狈而逃。

辜对洋人的反感,是有自己的原因的。“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,有许多外国朋友,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。在革命之后,他更加不喜欢他们。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。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。他写道:‘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。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。’现在,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‘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’——真正中国精神。他还认为,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,它‘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,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’。”(庄士敦《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》)

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,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,包括对纳妾、玩妓、小脚等等的癖好。“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,足迹遍天下,但他为人怪诞,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,甚至连辫子、小脚、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。而他之好辩善骂,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。”(陈彰《一代奇才辜鸿铭》)

辜氏在京城吃花酒,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,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。“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。认识一妓,名纫香者,貌不美而有风致,酒量极好。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,每吃花酒,必请辜先生。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,有时打茶围。至天亮始各归寓。”(贻《记辜鸿铭》)

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,据说他有恋小脚癖,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,尤喜嗅小脚的臭味,据说每一嗅及,文思大发。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:“小脚女士,神秘美妙,讲究的是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七字诀;妇人肉香,脚惟一也,前代缠足,实非虚政。”“女人之美,美在小足,小足之美,美在其臭,食品中其臭豆腐、臭蛋之风味,差堪比拟。”(陈彰《一代奇才辜鸿铭》)

“先生在湖北时,寓所在大朝街……正夫人系中国产,为其续娶,貌仅中姿,而其裙下双钧,尖如玉笋,绰约婀娜,莲步珊珊,先生最宠爱之,二夫人日本籍……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,每夜就寝时,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,方始就寝,否则不能安眠。……先生且喜嫖,每夕必御女,女非小脚不乐,谓缠足妇人,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,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,较诸巴黎香水,其味尤醇,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。”(王森然《辜鸿铭先生评传》)

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。有一年,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,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,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,大异,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。他怀疑别人听不懂,当女生读给他听后,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。下课,辜即找到蔡元培,说“教室中忽发现女性,男女授受不亲,请辞去教职”。一时传为笑柄。(事见王森然《辜鸿铭先生评传》)

辜氏性格中除了狂、怪,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。

辜氏上课时,并不呆板,有时甚至还很幽默。“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,有时候对我们说:‘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。’有时候说:‘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。’有时候说:‘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。’有一天,他异想天开地说:‘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。’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震瀛在《补记辜鸿铭先生》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:“看他的为人,越发诙谐滑稽,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,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,所以学生也很喜欢。”可见,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,还是比较生动的,深受学生欢迎。

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。“有一次,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,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,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。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,席间有人问他:‘孔子之教,究竟好在哪里?’辜答以:‘刚才诸君互相推让,不肯居上座,这就是行孔子之教。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,以优胜劣败为主旨,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,俟胜败决定,然后坐定,才能动筷子了。’他这妙论一出,引得坐客捧腹不已。”(陈彰《一代奇才辜鸿铭》)

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。“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,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:‘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,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?’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,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,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,便对徐说:“志摩!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,你要知道,你不是我的茶壶,乃是我的牙刷,茶壶可以公开用的,牙刷不能公开用的!”(罗家伦)

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,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,“他平生很怕老婆,所以他告诉我们:‘老婆不怕,还有王法么?’这是他的幽默。”(震瀛《记辜鸿铭先生》)

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,比如:“什么是天堂?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!谁是傻瓜?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!什么是侮辱上帝?侮辱上帝是说赫德(Sir Robert Hart)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美至善。”(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)

关于辜氏的幽默,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:“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。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,彼则扬言尊礼;在民国时期,彼偏言尊君,偏留辫子;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,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,细读其文,似非无高深见解,或缺诚意,然其持之过甚,乃由愤嫉而来。”(林语堂《辜鸿铭》)

一九二四年十月,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。“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,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,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,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。”(萨摩雄次《追忆辜鸿铭先生》)

一九二七年秋,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,担任张作霖顾问,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。可惜未能上任,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。

盖其一生,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。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:“一个背叛者,宣传君主主义;一个浪漫者,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;一个专制的君主,却以佩奴隶的记号(辫子)为得意: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,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。”(温源宁《辜鸿铭》)

辜氏外表的狂、怪只是一种表象,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。对辜氏的评价,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:“盖辜氏久居外国,深痛中国国弱民贫,见侮于外人,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,于是国家之观念深,爱中国之心炽,而阐明国粹,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,乃愈牢固不拔,行之终身,无缩无倦。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。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(尤以留学生为甚)之吐弃旧学,蔑视国俗。而以感情所激,趋彼极端,遂至力主忠君,长戴辫发,自比遗老。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,乐居彼邦,亦可藉此说明。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(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,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)。”(吴宓《悼辜鸿铭先生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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